严重·叶挺·陈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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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·叶挺·陈诚
——三个金兰兄弟的际遇与纠葛
王炎森
一、前言
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，也是军校的总队长诞辰122周年。在军校成立的第二年，有三个重要人物在黄埔义结金兰，当时因志同道合、相互倾慕，由挚友而结为异性兄弟；嗣因时局变化，政见不一，秉性各异，分道扬镳。这三人便是军校的总队长严重，军事教官叶挺、陈诚。严重年长，尊为大哥，叶挺居二，陈诚是三弟。
北伐时严重任国民革命军21师师长，叶挺任独立团团长，陈诚因严重提携，由营长提升为21师第3团团长。在北伐战争中，严重累立战功，尤其是富春江浪石埠之役，与五倍于己之敌激战两日，破孙传芳之劲旅孟昭月于浙东，乘胜北上，光复南京，攻克上海，声名大振，被誉为“常胜将军”，蒋介石通报革命军各师，称21师是全军模范，要各师学习。白崇禧赞誉“严重不仅是一个军事教育家，更是一位卓越的战斗指挥员”。①
继而叶挺在邓演达领导下，由丁泗桥转战贺胜桥，大败吴佩孚，号称“铁军”。黄埔结义的三个兄弟，老大、老二均名噪一时，为北伐时期的风云人物，只有三弟默默无闻。但人生际遇往往因时局变化和秉性、品格的关系，当新时代革命洪流澎湃、风云际会之时，有些人凭着信仰，坚持真理、刚正不阿、正义凛然、无私无畏的精神去实现梦想（理想）；有些人却在精心谨慎地等待时机，审时度势、伺机而动，苦心经营他的锦绣前程。本文中所要介绍的，便是严重，叶挺，陈诚三个结义兄弟的际遇与纠葛。
令人感慨的是，天不佑人。俗话说，“好人多磨难”、“好人命不长”，偏就是爱国爱民的大哥和二哥，有宏伟的抱负不得施展，一生坎坷，三起三落，晚景凄凉悲怆；三弟虽早年无所建树，却因精明谨慎，能省时度势，踏着大哥的肩膀上升而不为人知，关键时刻又能踹度大哥的心情，适时利用其人望，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清除障碍、铺垫锦绣前程，博得蒋介石的信任，青云直上，官至台湾地区副总统的位置。从性格、战功和对人民的贡献来看，老三均逊于大哥、二哥，何以唯独老三能一帆风顺，飞黄腾达呢？作为知情人，在耄耋之年，不愿这段历史湮没无闻，援笔记之，让后人知道真相。
笔者与严重有甥舅之亲，抗战时期大舅严质清由麻城避难于咸丰我家，直至抗日胜利，始回原籍。二舅严重在抗战时，以湖北省代主席名义主持省政三年，笔者在省立农学院学习，二舅寓居土桥坝，与农学院相距不远，笔者常去拜候，常聆教悔，得知许多往事。由二舅介绍又认识了陈诚、石瑛、张难先、李书城等名人。叶挺则是他被软禁于恩施时，奉二舅之命给他送腊肉、红糖见面的。下面的记叙，凡穿插《湖北文史资料》的，必注明出处，其余则凭个人记忆表达，不尽不详不明之处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二、黄埔执教，结怨于蒋介石
民国13年5月，黄埔军校成立，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，廖仲恺为党代表，邓演达为教育长，严重为训练部主任兼总队长，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。教官有叶剑英、叶挺、聂荣臻，张治中、陈诚、陈继承、季芳等，国共两党英荟萃一堂，师资雄厚，生气勃勃。
邓演达与严重系保定军校五期同学，因志同道合，结为异姓兄弟，二人亲密无间，严呼邓为达哥，邓呼严为二弟（因严在家中排行第二）。
严重待人以诚，处事谨慎，与教官们和睦相处，切磋教案，受人尊重。与叶挺和陈诚特别友好，对叶挺的评价是：“胸怀坦荡、豁达大度、正直无私。”对陈诚的评价是：“精明谨慎、洁身自好，能省时度势，有礼有节，明事理，辩是非，有卓见。”相处日久，互相倾慕，叙齿论交，严老居长，叶挺次之，陈诚居幼。焚香盟誓：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生死与共，荣辱共存。”
在三人交换庚帖以前，严重为了尊重义兄邓演达，曾征求邓的意见。邓演达表示：“与叶挺论交，适得其人，与陈诚称兄道弟，非我所愿，总觉此人有些急功近利，非我同道。你仔细观察，每当蒋介石给学生训话时，人人都以稍息姿势站着听讲，唯独陈诚以立正姿势毕恭毕敬站两三个小时，一副拍马的卑鄙相，令人恶心。”而严重却以为这只是他个人图表现的小事，不必计较。
严重本意是想四人换帖结义的，因邓持异议，遂仅三人结拜。
蒋介石与邓演达原先就政见不合，生怕邓、严拉帮结派，听说严、叶、陈换帖结义的事，便心存介蒂。适逢军校发生两件事，让蒋耿耿于怀。
一是军校第一、二期，学生多枪械少，两人共用一支枪，训练时极不方便。适逢苏联顾问鲍罗廷应聘到广州，周恩来、邓演达、严重三人商议，孙中山先生既然提出：“如要完成革命大业，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”。何不针对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，建议采取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政策，以期早日完成三民主义的宏图。
这个建议，深得孙中山赞许，以后在新三民主义中便写入了“联俄、联共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。”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，顾问鲍罗廷向苏联联系，运来一轮船步枪、轻重机枪、小炮、手榴弹等武器装备，充实了黄埔军校学生训练的需要。到第三期已是人手一枪、各种轻重武器具备。②
如此紧要的事，周、邓、严三人竟绕过他这个校长去进行，蒋介石的内心如何能平静呢？
二是1925年孙中山召开商讨大局的党务会，给黄埔军校分配了一定的代表名额，由全校师生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，结果严重的选票多于蒋介石，目睹选举结果，蒋介石慨叹：“看来严重在学生中的威望，比我当校长的还高。”③
心胸狭隘的蒋介石，又如何能释怀呢？
国民党内成员复杂、派别繁多，其他不说，单讲国民党左派和右派。
自从孙中山采纳周恩来、邓演达、严重三人联名建议，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纳入《三民主义》以后，国民党便有了左派、右派之分。当时思想进步，拥护孙中山实行新三民主义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左派有：宋庆龄、何香凝、廖仲恺（被右派刺杀）、邓演达、严重、李济深等。思想保守，反对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右派有：蒋介石、林森、汪精卫、戴季陶、居正等。
右派分子当权，便为所欲为，对左派分子千方百计予以排挤、打击；北伐之后，邓演达、严重便首当其冲。
回顾往事，还须从北伐说起。
1926年6月，广东成立革命军总司令部，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，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，严重为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兼补充师师长，叶挺为独立团团长。
经过三个月的组训调配，补充师已组建成一支新型的、战斗力极强的革命军。团长陈诚、孙常钧、王禄丰都是黄埔军校的教官，排、营长中下级干部都是军校学生，其中宋希濂、韩浚、孙树成、赵敬统、刘临等是共产党员。
出师前，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，商讨北伐军进军路线和作战方略。
蒋介石首先讲述军阀割据形势。大意是：“自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，奉军南下占领了上海。直系军阀孙传芳借全国国民会议运动反奉倒段的声势，以浙、闽、苏皖、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，通电反奉，进军徐州、上海，张作霖（奉军）被迫退回山东，从此孙传芳拥兵20万，控制了东南五省。与此同时，直系军阀吴佩孚也趁机恢复了势力，在汉口成立了讨贼联军总司令部，自任总司令，拥兵20万，占据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直隶四省。张作霖佣兵35万，占有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热河，察哈尔和山东五省。阎锡山占据山西，冯玉祥占据绥运，刘湘和杨森占据四川、西康，唐继尧占据云南，各霸一方，虎视眈眈。各军阀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，而革命军兵员不足十万，即使联合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兵力不足15万。因此只能采取各个击破方略，确定主攻对象，以免树敌太多，寡不敌众。”（时隔多年，笔者只能根据与二舅谈话内容写出大意）。
与会人员全都赞同各个击破方案，但北伐的第一道障碍，便是吴佩孚和孙传芳，究竟先向何人开刀，却议论纷纷。有谓先攻吴佩孚，夺取两湖，既据有“天下粮仓”之利，又有汉阳兵工厂提供快枪武器弹药，克之即可底定中原；有谓先攻孙传芳，因南京原系民国成立时定都之地，现被孙传芳占据，北阀军光复首都之后，再挥师北伐，名正言顺。
严重见议论难决，力陈二者利弊：“吴佩孚与张作霖和好后，本拟联合进攻国民军冯玉祥，因闻革命军即将北伐，乃与张作霖达成协议，由张作霖牵制冯玉祥，勿使其南下，以解除吴佩孚后顾之忧，吴则重兵移驻湖南，坐镇长沙。若我贸然北上，彼则全力扼险据守，以逸待劳。何况吴自拥有汉阳兵工厂后，加紧制造武器弹药，汉阳枪精巧轻便，不卡壳、发射快；我军半数以上系苏联提供的老式毛瑟枪，不仅笨重，且易卡壳，发射慢。敌逸我劳，敌快我慢，敌坚我瑕，战必不利。
孙传芳虽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，拥兵20万，但其部属多系争名好利之徒，享乐时沆瀣一气，遇难时各自东西。且福建陈铭枢与之貌合神离，山东张宗昌又觊觎其后，若我以精锐之师出韶关经赣州，沿江北上，直捣南京，再东向浙江，攻其老巢，孙传芳在南无援手，北有威胁的情况下，兵力分散，我军从中部直入，各个击破，缴获敌械，充我军需，以战养战，必获全胜。
光复南京后，再对吴佩孚采取两面夹攻之势，东自南昌沿长江攻武汉，南由丁泗桥攻湖南，经株州取长沙，吴必败无疑。
众人见严重分析敌情，有理有据，为之折服，蒋介石亦点头称是。继问：“听说你鄂东同乡方觉慧系孙传芳高参，与你有旧谊，近来可有音讯？”
严重说：“曾通款曲，颇有向往革命之意。”
蒋介石说：“届时可使之策反孙的部属，吾必重用之。”
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十一月革命军由韶关誓师北伐，先攻孙传芳。严重率21师担任中路军主攻任务，进江西至赣州，一路乘胜前进，势如破竹，又经浙江入江苏，一直打到常熟。孙传芳节节败退，所到之处，望风披靡。严重的战绩暂且不说，再说邓演达与叶廷率独立团向湖南、湖北进军。
吴佩孚因防蒋介石由南昌进攻武汉，已将主力撤回湖北。叶挺以一个团的兵力，从丁泗桥转战贺胜桥，半月之内，连溃吴军两师，先声夺人，又取株州，乘胜前进，径取长沙直逼武汉。北军陈嘉谟、刘玉春两师三万余人退居武昌，凭城固守。
邓演达识略过人，虑及避免居民伤亡，密派严正（严重胞弟，黄埔三期，时任独立营长。）潜赴汉口，敦促湖北保安师长刘佐龙起义，响应革命。吴佩孚孤立无援，只身北逃，陈嘉谟、刘玉春开城投降。未折一兵一卒，武汉和平光复。
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，国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统一时。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、居正、邹鲁、张继等却极力主张“分共”。蒋介石与汪精卫于1927年4月在上海秘商“分共”问题，达成协议后，蒋介石遂于
与此同时，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撤销邓演达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。邓被逼经南昌去苏联。
蒋介石见时机成熟，在南京召见严重，面带阴笑地出示一封电文。严重一看，竟是“严邓合谋倒蒋”的密电。非常气愤，驳斥其全属造谣中伤之词。蒋假惺惺地说：“我自然不信啰，否则就不会给你看嘛！”④
写到这里，还要穿插一段陈诚向蒋介石进谗言的事。
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时，蒋曾密电严重，命其就近歼剿。严重因在黄埔与周恩来共事两年，相处甚睦，且与叶挺换帖结义，不忍兵戎相见，故尔迟迟不动。事后21师在苏州整训，蒋密召陈诚询问，陈诚便将严重曾与叶挺换帖，又与周恩来至交，不忍兵戎相见的事说出，蒋介石见陈诚能如实回答，嘉奖其大义灭亲。当时蒋的传令官俞济时在侧，俞是黄埔一期生，对严重的人品、作风极为尊崇，傍晚即将蒋陈谈话内容告严，严重一笑置之。
严重与蒋介石相处数年，深知其秉性多疑，排除异己不择手段，此时见蒋以电文出示，心知其决不相容，顿有“伴君如伴虎”之感。遂当面婉辞21师师长职务。
蒋故意问：“何人可代？”
严重明知其心有所属，遂答：“副师长陈诚熟悉21师军年务，可以胜任。”于是当年在黄埔金兰结义的三弟，便踏着大哥肩膀高升了。
严重走出蒋介石官邸、俞济时尾随其后，至僻静处密语：“老师切不可北上，恐遭疑忌，免生意外。”
严重生平以诚待人，此时顿悟官场中凭“诚”字无法通行，深感处境危险，乃隻身去杭州，在法相寺出家为僧。⑤
尔后“宁汉分裂”，蒋介石排除异已，倒行逆施，大张挞伐，颇遭物议。冯玉祥、阎锡山先后通电反蒋，邓演达亦自苏联回国，宣告组织农工民主党，亦通电反将，并列举蒋介石破坏团结，杀害共产党人诸多罪行。蒋在一片指责声中不得不宣布下野，出国防问。严重在众望所归的形势下，出任军政厅长（以后为军政部）。
1927年底，桂系势力控制湖北，张知本出任湖北省主席，力邀湖北名人返鄂共襄省政。敦请严重任民政厅长，张难先任财政厅长，石瑛任建设厅长。严重为了实现地方自治理想，开办“湖北省民政厅训政讲习班”，培训地方自治骨干。
名人治鄂，廉洁奉公，政绩昭著，江汉楚天，欣欣向荣，于是严、张、石、“湖北三杰”之名，享誉中原。
1937年七七事变，日冠对华发起侵略战争，扬言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投降，解决战斗。
蒋介石自知南京难保，决定迁都重庆，作长期抗战准备。为了国民政府沿长江入川有所保障，便安排心腹爱将陈诚负责江西至湖北、四川一带沿江防务。湖北是陪都重庆的东大门，蒋介石对武汉行辕主任何成浚极不放心，因何成浚是亲日派，何的挚友徐源泉又拥重兵驻守沙市；而这时何成浚却在中央大肆活动，谋兼湖北省主席职务，元老居正又极为推荐。蒋万分为难，遂召陈诚问计。好个“袖珍辞典”（郭沫若给陈诚取的绰号），立即想到结义的大哥可以制约何成浚。
陈诚的意见是：战局不利，人心惶惶，当前最重要的是团结一些老成持重能孚众望的人维系人心，有人才能打仗。一旦南京沦陷，武汉也断然难保，湖北省政府势必西迁。何成浚资格虽老，但不敦品，人望不孚，且有亲日嫌疑，不能放在要害所在。如果断然拒绝居正的推荐，又与团结国人共同抗日的国策不符。最好借重湖北名人的力量共襄省政，一方面藉以制约何成浚，同时筹划省府西迁工作。
蒋问何人能当此任，陈诚便以“湖北三杰”相荐。蒋介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，湖北省府若有严立三（严重字立三，从此以字行）、石蘅青、张难先三人为骨干，何成浚也奈何他们不得，诸事还得迁就几分。不过何的挚友徐源泉手握重兵，久驻荆沙，须得调离才好。
这样在省府安排三个非何派硬角，从军事上又抽走他的实力，也就把何成浚架空了。
陈布雷则认为不如径由严立三当湖北省主席比较稳妥，还可名正言顺排除何成浚的钻营企图。
蒋介石说：“无妨作两手准备，先叫严立三来京商议再定。”但蒋介石又认为严立三自1929年入庐山隐居以后，虽数度亲访，均不谋面，此次未必肯出山。
陈诚则分析了当时严的心情。认为时局如此不利，国难当头，严立三不可能不考虑去向。听说他最近曾去过武汉（严立三在武昌水陆街有住宅），可能有所观望。他与董必武有旧，谨防投向陕北。不如乘他举足未定的时候，敦请共赴国难，陈述委座厚望，委以重任，必能捐弃前嫌，携手合作。
蒋介石便叫陈布雷立刻拟函，蒋签名后即由陈诚去庐山敦请严立三出山。
陈诚至庐山太乙村见严，执礼甚恭。严立三见三弟蓦然前来。如此恭敬，必有缘故。问其来意，陈诚便说蒋介石希望湖北精英，精诚团结、共赴国难，欲借大哥声望，鼎力主持省政，动员民众，齐心抗日。专函请大哥出山。
严立三说：“国难当头，我是行武出身，愿意率劲旅，奔赴前线，诛杀倭寇，无意从政。”
陈诚劝其赴京，面见蒋介石商榷。
去京见蒋，严立三说本身原系军人，理应请缨上阵。
蒋介石说：“湖北是战略要地，省主席人选至为重要，李德玲（李宗仁）推荐李品先主持湖北，居正又力荐何雪竹（何成浚）。叫我左右为难。你若再不回湖北，眼见鄂政落入他人之手，就不好办了。你先屈就一下，以民政厅长兼保安司令名义把湖北掌控到手，雪竹的主席名位，只不过是个过渡，半年后便让你主政，你还是回湖北吧。”
陈诚又再三进言，并分析当前形势：“认为国府西迁重庆，已在必然，南京沦陷，武汉势必难保，湖北省府西迁问题，自应预为筹划。迁省府不能光迁机关，重要的是必须把文化部门和学校师生一并迁走，抗战才有后备力量，国际上才有深远影响。刻下何成浚正极力谋主省政，我以为何资格有馀，声望不足，搬走机关容易，搬走人心难；必须借重大哥声望来维系人心。否则动员青年学生和各校教师随同西迁计划，即将落空。务请大哥从抢救人才、保存国粹着想，把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学生动员到鄂西去，以免沦陷敌手，遭人奴役。您若袖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难免不受国人非议。”
严立三从这一翻话中才窥知蒋介石目的在排何。要自己回湖北，也不过是在过渡政府中充当排何的马前卒而已。虽明知陈诚所说的“抢救人才、保存国粹”是为他自己来日跻身政坛打下基础；但一想到何成浚一向尸位素餐，如果本省几万青年学生无人组织带领，任其沦陷敌手，确也不忍。今天陈诚不提此事倒可敷衍过去，既已提起此事，若再固辞，必然给蒋陈以话柄；甚至会扬言严某置青年于不顾，置国难若罔闻，自绝于国人；别人也将以为严某挟私嫌而不顾大局，甚或指责自己孤芳自赏，立异为高，沽名钓誉；况且战局吃紧，总得为国家做点实事；若能从组织青年学生和教师转移方面尽点力量，从保存地方元气方面尽点责任，也算对湖北作了点贡献。
沉吟良久，便问中央对省府各厅人事如何安排？学生西迁经费如何筹措？今后学生生活给养如何解决？
陈诚说：“中央有意由您主持省政，张难先任财政厅长，石瑛任建设厅长，其他人事尚未明确。至于学生西迁经费和今后给养，初步计划暂由第六战区拨一个师的经费作供应，后当从长计议。
严立三最后提出两个条件：一、任职期间，必须有职有权，不当傀儡。二、省府西迁，必须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保卫，保安处长须由自己推荐。
1937年10月，中央任命何成浚为湖北省政府主席，严立三为民政厅长兼保安处长，张难先为财政厅长，石瑛为建设厅长。
1938年6月，战局吃紧，眼看武汉难保，蒋介石决心撤销何成浚省主席职务，但又不履行由严立三出任主席的诺言，而令陈诚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。
陈诚见省府西迁工作繁重，实在无法身兼军、政两职，恳请中央令严立三代理省主席职务。两个结义兄弟在分开几年之后又一同共事了。直到长江交通被敌人封锁，严立三才绕道京山、荆州至宜昌，是湖北省府中最后离开沦陷区的高级官员。
当时省府科长秘书出差都坐桥子，厅长处长更不消说，桥子以外还有随从勤务。唯独严立三无论到那个县视察，都只骑马，仅带马弁一人。马鞍上垫着棉被，是为夜宿备用的，他向来不接受县长们的招待。
严立三是个工作狂同，清晨起来便步行至各厅处机械关检查，遇有不按时上班的，必严加申斥。自己不分昼夜，废寝忘食地工作，有时半夜接到电话，立即起床办理，直至处理妥贴，才去睡觉。经常出现吃饭打瞌睡的情况，夫人杨氏望着他日益消瘦的身影，劝他保重身体，注意休息，而他却诙谐地念着一句古诗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这“伊”可指的是“国”啊！读者理解严老的心境么！
以后陈诚因办联合中学，保存国粹，誉满湖北，谁又知晓是他大哥代其主政三年，为其铺垫锦绣前程呢？
1940年6月，日寇集中优势兵力，进攻沙市宜昌，宜昌失守，陈诚被人讥称“三昌将军”（意指南昌、武昌、宜昌均在他手中丢失）。六战区地盘日益缩小，较为安全而又重要的后方城市，便是恩施。陈诚便把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由宜昌迁至恩施土桥坝。
7月初，陈诚来施。未与严、张、石通气，径以省主席名义召开省府会议。突如其来的举动令人惊咤，又在会上提出“军事第一”、“六战区第一”、“一切服从军事”等口号，咄咄逼人，一反过去谦恭假象。
严立三暗想：“有你主席出马，要我代主席何用？”当即提出辞呈，张难先同时引退。
同年10月严立三率领保安团两个连去宣恩晒坪屯垦，张难先、石瑛、贺有年等人送至南门大桥告别，而陈诚竟未亲来送行，张、石等人目睹此情，莫不黯然。
五、皖南事变，叶挺被捕
七七卢沟桥事变，加强了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盟，为了团结力量，一致抗日，国共合作成为当时的亮点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，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编为第八路军，部队给养由国民政府统一供给。
1938年，共产党在江南各省的抗日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，为了便于统一指挥，加强战斗力，共产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，将项英和陈毅领导的江南各省游击队，组建成一支正规军，番号为新四军，推荐叶挺任军长。
蒋介石为了体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，同意组建新四军，但不同意叶挺出任军长，因叶挺刚毅不阿，桀骜不驯，不好驾驭。便召见陈诚，商议用个威望高于叶挺而又能为共方接受的人出任此职，以便掌控。陈诚想到这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已由自己取代，起用严立三排除何成浚目的已达，而且湖北省府西迁和学生转移工作已顺利完成，地方治安已趋隐定，严立三对湖北已不是举足轻重般的必要了，正好藉此让他离开。于是向蒋推荐：“以前请严立三出山时，他曾说愿意带兵打仗。何不用他抵制叶挺？”
蒋介石点头同意，立即亲笔修书，嘱陈诚持信，当面传达中央意图。
严立三得知共产党推荐叶挺任新四军军长，非常高兴。因当年共产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叶挺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，曾愤气脱党出走，抗日期间回国，正想为抗战出力献策，今得共产党推荐，是极好机会，当然应竭力成全。遂复信蒋介石：
“……希夷（叶挺字号）现已不是共产党员，过去与国共两党均有深切关系。共方既已举荐，不应拒绝，由他出长新四军，更能体现国共合作诚意……”⑥
蒋阅严复信，只好同意共方举荐。
哪知叶挺在出任新四军军长后，却不能大展经纶，原因是“将帅不和”。由于叶挺不是共产党员，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中，项英虽是副军长，却身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于是出现了军长的命令，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。叶挺忍无可忍，曾两次离开军部出走，后经劝解回来。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，调解叶、项矛盾。
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，嘱他“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”，“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”，然而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，并出现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夕。⑦
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、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。中央屡次致电项英，“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”。陈毅，粟裕等也纷纷给项英发电，写信，劝他早下决心，争取主动，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。叶挺也认为中央指示正确，应坚决执行，但项英却心存顾虑，害怕东进、北上，深入敌后，无山地依托，难以生存发展，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，毛泽东也一再催促，可项英仍顾虑重重，不执行中央决定。
皖南事变，其实也并非蒋介石蓄意制造。据2011年《文史参考》第一期吕峥撰文：“皖南事变发生后，国共双方互相指责：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军令；共产党则把这次事变说成是国民党蓄谋已久，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。近几年来，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，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，而是双方不断摩擦、对抗，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。”
据悉当时江南游击区，常出三个政权，国民党派个县长，共产党派个县长，汪伪也派个县长，三个县长都要收捐收税，重重剥削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军队不守土杀敌，却为争夺地盘而互斗，“曹甸战役”使新四军陷于困境。
1940年11月下旬，经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，毛泽东批准，华中指挥部命所属部队对苏北曹甸战役打响。
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，当天就请示中央：“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？”毛泽东复电：“苏北动作无关大局。顾祝同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，新四军直接领导）可能会叫几下，你们敷衍一二。以大局观，蒋、顾不会为难你们。”
曹甸战役中，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，被迫提前撤出。受影响最大的，是江南新四军军部。因为此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，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。毛泽东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，若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，危险更大。于是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，力主兵分两路，冒险经苏南北渡。
然而将帅失和，延误了北移时机，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，他听不进叶挺的建议。
项英和周子昆，刘厚总突围出来以后，隐蔽于赤坑山上，因项英和周子昆带着大量金条（新四军的军费）被副官刘厚总见财起意，谋财害命。
叶挺被扣后，先囚于上饶，继转息峰、桂林，与囚犯无异，非常艰苦。周恩来为了让叶挺有稍好的生活环境，在严立三赴重庆开国民参政会时，托其向陈诚说情，由他两人出面斡旋，恳请蒋介石将叶挺转移到恩施软禁，给予一定自由。蒋因叶挺本无大过，允其所请，于是转禁于恩施西门外后山湾，并将其夫人李文秀、女儿叶扬眉一同接来。从此叶挺在后山湾亲自种菜喂猪，到河边钓鱼改善生活，有时也偕夫人、女儿进城散步，购买日用品。虽有便衣特务监视，在生活方面总比囚禁自由得多。
叶挺转移到恩施时，严立三已寓居宣恩长潭河，笔者前去拜年，严老嘱带两块腊肉和红糖给叶将军。作为一个大学生，去看一个被软禁而带政治敏感性的人，极不容易。严老有虑及此，特亲笔致函保安司令阮齐，嘱其派员引见。严老对笔者说：“阮齐是黄埔军校三期学生，叶挺是他教官，这点人情应该有的。”
持信见阮齐，问知笔者与严老是甥舅关系，非常热情。特派副官引笔者去后山湾。看门人说：“叶挺已偕夫人到城内割肝坡（现解放大道）李兆楠家打牌去了。”阮齐的副官说：“李兆楠是中统驻恩施骨干分子，属丁超领导，介绍你认识，以后若叶挺再给送东西，直接找李兆楠、李兆甫两兄弟联系，不必再麻烦阮司令了。”
副官带笔者去李家，见叶将军身穿皮夹克，身材魁梧，庄严伟岸，目光炯炯，不怒而威，英气勃勃。问知笔者与严老关系，便说：“谢谢你舅舅关心，祝他健康愉快！”再无他言，但笔者却从叶将军的目光中心领神会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但愿双方各自保重。
因有李兆楠、李兆甫两兄弟的关系，以后严老又托笔者给叶挺将军送两次腊肉。两人虽是结义兄弟，由于某种原因，从无书信往来。三弟陈诚这时身居要职，由蒋介石的“袖珍辞典”而至战区司令长官、省主席、行辕主任、总参谋长，对两位义兄，早已置之脑后了。
行笔至此，笔者将两位名将的命运作个对比：
叶挺本是卓越将才，由于刚毅不阿，不结人缘，在广州起义时受李立三、王明压制，愤然脱党出走；在抗日时期出任新四军军长，又受项英排挤，雄才大略无法无法施展。国难当头，本可驰骋沙场，诛杀倭寇，却因祸起萧墙，竟在禁闭中了却一生。1946年恢复自由，不幸在乘机飞赴延安时发生事故，途中遇难。
严立三既是军事教育家，又是卓越的战斗指挥员，且是我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先行者。由于与当权者政见不合，遭人嫉忌，一生三起三落。抗日期间，主持湖北省政，废寝忘食，日夜操劳，在关键时刻被解除代主席职务而委以参政员闲职。由于一生清廉，患病时，因无钱购买“盘尼西淋”消炎，导致腹部溃烂而亡。
两位北伐名将，在抗日战争中，力主国共合作，共赴国难。两人都愿在抗日战争中竭尽全力，一展抱负。哪知命运多舛，均遭当权者忌妒，赍志以殁。
六、袖珍词典的作为
郭沫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离开日本妻子，绕道经南洋向华侨募捐，筹集宣传抗日经费，得左翼作家赞许，经中共推荐，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第三厅厅长，主持抗日宣传工作，多次开会，均见陈诚紧随蒋介石身侧，一步一趋，形同侍卫，若有咨询，有问必答，言多中肯。因他身材不高，故以“袖珍词典”讽之。
笔者与严老闲话，谈及陈诚的人品及作派时，严老每多赞许：认为陈诚在抗日时期，表现积极。例如为了挽救沦陷区失学青年，湖北成立联合中学28所（包括4个高等院校），每年招收学生两千余人。学生和教师的生活给养，由第六战区拨一个师的经费开支，为国家储备人才，这种远见卓识，为其他各战区长官所不及；为了长期抗战，巩固大后方，在湖北实施计划经济、计划教育，颇具成效；为了整肃吏治，严禁贪赃枉法，受贿官吏，轻者坐牢，重者枪毙，毫不留情；在战功方面，指挥石牌会战，大败日军，歼敌25718人，西方军事家誉之为“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”；协同第九战区在长沙会战中歼敌军4万5千余人，从而扭转战局，敌军不能再越雷池；他作风正派，生活严谨，众所周知。
笔者心知严老在离职二十一师时，对陈诚心存芥蒂，但在晚辈面前，却绝口不谈盟弟之非，足见严老大度容人，心怀坦荡。
陈诚回湖北主持省政后，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，他是办训练团的里手（以前曾任中央军官训练团团长），为了培训党政骨干，在恩施老城南门原十三中学旧址创办湖北省干部训练团，分批轮训各县、区、乡、党、政、军干部。高中及大专师范院校学生，在暑假亦参加军事训练。笔者在联中毕业时也曾在干训团接受军训，军训期间，每逢周一，陈诚必亲临主持“总理纪念周”。由陈领读总理遗嘱后，开始“训话”。陈诚训话不看讲稿，有条不紊，口音清晰，自始至终以立正姿势讲完，个多小时毫无倦容。有人向陈的侍卫打听：“为何有这么好的精神。”侍卫说：“谭三小姐打理得好，每天一只鸡，亲自炖汤，主席只喝鸡汤，不吃鸡肉，早晚一杯参汤，从不间断。”这便是陈诚的养生之道，比起当时的一些大官，这点消费应是无可厚非的。
抗战时期。物资奇缺，想吃点鱼肉，打个牙祭都非常困难。陈诚责令省银行出资办“民享社”。凡是民间婚丧或机关团体会餐，可在“民享社”预定筵席，每桌四菜一汤，有鱼有肉，不供应酒，价格便宜，比市场酒店便宜一半。于是联中在恩施的穷学生，终于可以利用节假日去“民享社”一饱口福了。
千万莫说这是小恩小惠，须知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恰是小恩小惠最能感动人心，这就是做大事的人的政治头脑，许多成就伟业的人，莫不从施与小惠开始笼络人心。
“袖珍词典”的“美誉”并非浪得虚名，像陈诚这样既有军事头脑又有政治头脑的人，没有充分的信息资源，是无法丰富“词典”内容的。早在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央军官训练团团长时，他便着眼于情报人员的培训，在训练团中办了个特训班，由张振国（张难先的侄子）负责。特训班的成员有阮成章、刘韵石、刘庄如等。抗战以后，陈诚在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中设立“研究室”，将原来在中央军官训练团中负责办特训班的原班人马全部招揽过来。张振国由上校提升为少将，任“研究室”主任，在恩施谭家坝创办“特训班”。第一期招收特工学员200多人，进行封闭式训练，过路行人有误入特训区范围的，常遭毒打，甚至伤残。伤者去县政府投诉，有时给点医药费，有时反遭申诉，责其不应深入禁区（因四周有“军事重地，严禁入内标牌）。特训班学员除了无线电通讯及其他技能科目，必须经过严格考试外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周“特殊任务”实习。在实习之前，长官司令部向各军警机关、政府、社团、银行、邮电……各单位发出警告，通知“防火、防盗、保密”各单位接到警告后，无不诚惶诚恐，除单位负责人轮流值班，日夜防守外，省府四厅八处及银行、合作金库等重要单位，还特别雇请军警看守护院。
特训班学员也真有本事，在实习期间，居然把民政厅长朱怀冰的公文包偷了，据说包内有重要文件，朱怀冰于开会时将公文包特地锁在保险柜内失窃的，其他各单位也均有损失。可笑的是电报局连发报机也丢了一台。
张振国真会作弄人，将各单位丢失物件，一一开列清单，交给陈诚，陈诚为了考验各单位的忠实性，竟将“清单“保存下来，看各单位是否向警局报案，凡是丢失物件而未报案的，都受到申诉或记过处分。
特训班成员，在实习期间一无所获的，不能毕业，继续学习。
以上情况，是笔者在湖北省政府任秘书时与张振国闲聊时得知的。
以后的“研究室”的骨干，就自存一系，名之“研究系”。
“袖珍词典”名不虚传，“研究系”的成立，使“词典”的内容更加丰富。蒋介石能容许“研究系”与军统、中统并驾齐驱，自然也有其深意。
七、结局
名人已逝，事迹难亡。千古以来，是非功过，自有后人评说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严立三逝世后，董必武千里迢迢，寄来挽联:“贻我一本书，语重心长，自探立国千年奥；奠君三爵酒，形疏礼薄，难写回肠九曲深。”他的黄埔军校学生袁守谦（台湾上将国防部长）、宋瑞柯（抗战时任66军中将军长）、韩浚（抗战时任七十三军中将军长）、及白如初，严正，梁漱冥（大学教授）……等撰写回忆录，歌颂他治军，从政的业绩、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以专辑刊载严立三、张难光、石瑛三位湖北名人的事迹，封面绘着梅、竹、松，并题诗赞誉其人品德操风范：“镶寒载冰梅竹松，坚持雅操岁寒同，楚中物望严张石，无愧岭峙节士风。”湖北宣恩县晒坪屯垦区，立碑铭刻严立三在抗日时期手书“不共戴天”的题字，以示纪念。
叶挺在人民心中，永远是英雄、烈士，虽非阵亡，却死于空难。在长达四年的囚禁中，不向反动派低头。1941年被囚于重庆红炉厂时，还写《囚歌》一首：“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，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一个声音高叫着——爬出来吧，给你自由。但我深深地知道——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！我希望有一天，地下的烈火，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，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！”其刚毅不阿，不屈不挠的精神，非常令人钦佩。现在囚禁叶挺的地方后山湾，已改名“叶挺路”，囚禁他的土墙屋，已改建成“叶挺纪念馆”，馆内陈列叶挺生前照片、手迹、文件、经历等文物，铸有叶挺英姿勃勃的铜像，供人瞻仰。
兹值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之际，联想当年在黄埔军校结义的三个异姓兄弟——严重、叶挺、陈诚，同处革命洪流澎湃的大时代，由于信仰、秉性的不同，后来遭遇，经历各异。严重、叶挺，为革命奋斗一生，虽然晚景悲怆凄凉，却艰苦卓绝，矢志不渝，保持晚节，受人景仰。陈诚因其善于体察上意，善于阿谀奉迎，一生仕途顺畅，青云直上，官至台湾地区副总统。但在人民心中，总觉不如严重，叶挺德操清高，风范永垂。
注：①④⑤见《湖北文史资料》第二十四辑宋瑞珂文《回忆严立三老师》。
②③见《湖北文----鄂西》
⑦⑧见《文史参考》2011年第1期吕峥文《皖南事变》
作者简介：现年92岁，解放前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秘书，现系民革党员、恩施市二中退休高级教师。
信息来源:恩施州委会